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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我与小䧅的第一次出海热背后的一些冷思考

让时光轻轻放缓

参与全球化会有很多风险，但是不参与全球化会有更多风险。笔者于10月30号参加了新浪财经、联想集团与母校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办的“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龙永图、白重恩、杨元庆等重要嘉宾都发表了精彩演讲。清华经管与联想集团都是诞生于1984年，二者都是改革之初意识形态和体制松动的产物，二者的发展壮大都是源于积极参加了全球化，与国际主流接轨（联想的事迹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清华经管在朱镕基、赵纯钧、钱颖一等院长的带领下，借鉴西方一流商学院的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成立以海外知名企业家为主的顾问委员会），它们在共同的四十岁生日之际联袂举办这个活动，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前景，非常有纪念意义。对于企业出海这个话题，结合笔者前段时间参与的一些调研，最近有不少感悟，大致罗列如下： 1.中国企业出海输出内容的层次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出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始于1990年代（此前有些国企在海外设立代表处，更多是行使某些国家职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主要形式是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批发商、零售商，到发展中国家销售服装、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无论从输出内容、还是输出目的地看，都是参与最底层的全球化。第二波以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为代表，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举资本出海的阶段，从2004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累计达4300多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先正达、三洋、摩托罗拉等诸多知名企业，中国企业通过并购有效提升了自己的技术研发水平和海外市场网络，开始有力量参与高层次的全球化。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今以中国创造、创意为引领的全球化。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PC、智能手机等领域产生了大量在市场占有率、研发创新等居于世界前列的品牌，他们通过在海外自主构建生产供应链和销售体系，成功实现国际化运营。中国制造不再是低劣廉价的代称，反而在海外年轻消费者心目中，逐渐成为时尚、高价性比的代表。另外，在服务业领域，中国以微信、移动支付、希音、Tiktok及网络游戏为代表的产品，也在海外获得较大市场，这种能在生活方式、文化软实力层面产生影响的出海，更代表中国企业走出去水平的提高。中国企业出海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过程，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企业、商帮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出海热背后反映了民企在国内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出海”这个话题，自从2023年经济社会运行恢复正常以后，异常火爆，几乎周边做企业的、做投资的朋友，人人都在谈出海，就像前几年大家都在谈互联网。笔者认为这个现象背后有喜有忧。喜者，反映了上段所讲的中国企业今非昔比，所以我们才有底气谈出海，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万帆竞发、奔赴五洲，这是中国企业逐渐走向成熟，中国人巨大朝气精气神的体现，历史上只有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有这种恢弘的景象。忧者，现在企业都在谋划出海，相当大程度是因为国内发展遇到了困难，消费市场萎缩，投资到处有壁垒，增长遇到坚固的天花板了，不得不出海找出路。尤其是我们可以发现，以前出海的主力是大型国企和民企，这波以中小民营企业居多，出海是一个高度挑战性的行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风险尤其大，如果国内市场仍旧能维持可观增长的话，他们不至于陡然去“卷”出海，这背后反映了他们面临的现实生存压力，不得不开拓国外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的增长不足。所以，我们的政府不仅应该对企业出海做好服务助力作用，更需要对过去做一个反思，在破除民企歧视待遇，增加民营企业安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费力等方面有实招。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那么会导致持久的资本流失，国内经济形成负循环，今年的社融在下降，而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高速增长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国际上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因为国内经济低迷，资本外流速度陡然加大，过去三十年日本企业海外净资产从74万亿日元增加到471万亿日元（3.1万亿美元），几乎等于日本GDP，如果这些资本留在国内，会产生失去的30年吗？ 3.提高企业出海能力迫在眉睫虽然我国对外投资量保持快速增长，但是投资收益率不高，据统计，我国的海外投资总收益率仅在2%左右，很多年份甚至是负收益，而外资在中国收益率在6%左右，二者差距很大。这当然跟过去央企投资项目数额大、亏损多有关，但是总体反映了出海企业业绩平平的多，成功的少。即便是最近的一轮企业出海，虽然层次变高、规模变大，但是同样也是不顺畅。比如，有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因为盲目扩张，导致产品积压严重，一度上了很多西方主流报刊的头版；有的车企没有深入了解当地消费文化，一年在欧洲销量不足3000台；有的因合规问题，海外投资遇到巨大风险。另外，出海中的盲从、跟风、内卷也很严重。比如，周围有出海意愿的产业、金融界朋友，几乎人人都在卷中东、迪拜，不是去迪拜考察，就是要在那里设分支机构。中东当然是个新兴的市场，但是迪拜-沙特经济圈人口不到6000万人，间接影响范围也不过一两亿人，即便是增长再快，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中国产品和资本。所以，我们不能把出海难都归结为政治摩擦，企业自身能力也是关键。不过也有一些企业在过去20年做地很好，现在我们已经诞生了联想（3168亿）、华为（2318亿）、吉利（1804亿）、美的（1509亿）、海尔（1367亿）等海外营收都达到千亿级的企业，很多人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为赶上好时代，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在管理、合规、市场开拓、研发等方面都有过人之处，笔者忘年交秦朔先生最近出了本书，名字就叫《出海》，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一读。 4. 出海必然不可能绕开欧美发达世界现在随着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变差，中国企业在西方发达世界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继续向欧美出海，是一种不正确行为，既然他们对我们不友好，我们何必上杆子，只跟对我们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好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笔者前不久参访了某著名新能源车企，其创始人一句坦诚的话，让笔者感触很深，他说：“一个企业只有打开欧美市场，才算真正打开国际市场，当今的全球市场是三分天下，欧盟、美国、中国或东亚各占30%，其他国家加起来不过占10%”。对于企业出海，笔者认为有深海和浅海之分，西方发达世界是深海，第三世界是浅海。发展中国家对企业初期国际化很有用，但是只聚焦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停留在低水平国际化，不可能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不能有价值链、供应链地位的根本提升。对于大企业而言，终归只有进入欧美市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全球一流企业。仍以联想为例，它之所以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PC品牌，并不单纯靠中国或发展中国家市场，它在全球五大市场（中国、亚太、欧洲中东、北美、拉美）中，除了北美位列第三，其他均列第一。所以，中国企业出海，不可能绕开蓝海，到发达世界投资经营不是政治不正确，反而是真正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至于如何才能在蓝海区域站住脚，考验企业管理者的眼光、认识高度、管理能力，也考验国家的外交能力。 5.企业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中站住脚，必须在企业文化、管理架构、输出的产品和服务上，尊重全球主流价值，也只有在尊重全球主流价值情况下，再输出中国的文明元素，才有可能被外国消费者所接受。这次研讨会上，笔者听到的最感动的是观点是，杨元庆先生说，中国企业出海，不是为了征服某个市场，而要想着为当地创造价值，共享发展红利，他尤其是提到了“企业公民”的概念；以及龙永图先生说，我们企业走出去，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尊重多元的文化，进行文化整合和文化交融，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笔者为中国的企业家、官员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感到自豪。所以，中国企业出海，必须在治理模式和运营上达到一个全球性企业的高度，这个高度某种程度决定了你商业的广度，在全球市场上的接纳程度。现在对于出海，网络上有更强调民族品牌的“华为模式”和全球性优先的“联想模式”之争，两种模式都有其独特价值和贡献，但是笔者认为“华为模式”更适用于华为本身，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借鉴学习（当然华为采取这种模式，也是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理解），而“联想模式”更具普遍性意义，我们看抖音、小米、吉利等在出海过程中，采用的路径都很相似。 6. 国内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方能支持企业更高质量地出海企业在海外经营本质是是国家影响力的延伸，如果一个国家在海外不受欢迎，那么它的企业也很难收到欢迎。中国企业在21世纪初能够走出去，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得益于成功的外交，现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更大，天然地要求为此创造更友好的气氛。和平年代，评判外交工作成就的最关键标准之一，就是能否为中国投资和贸易的架设桥梁，因为这两者是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最重要途径。另外，现在网络民族主义越来越激烈，很多网络意见领袖充当审判官，用纯粹外行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企业在全球的经营行为是否是爱国。甚至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份不言而喻的名单，界定了哪些企业是“爱国企业”，哪些是“汉奸企业”。事实证明，这些做法已经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所以，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网络极端民族主义，防止外行充当企业的政治裁判官。更根本来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国际上的文化、价值人设，决定了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的人设。像日本产品在海外这么受欢迎，跟二战后日本成功的文化形象塑造有关，而某些国家因为国际形象不好，其公司海外经营，也就很难获得大家认可。所以，我国社会如果变得更包容性、亲和力、有朝气活力，让我们的文化在国际社会的接纳度变得更高，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产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笔者想谈一谈全球化的前景问题最近经常有人问：全球化是不是一个短暂插曲？是不是一群人不切合实际的理想？特朗普如果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将要走向终结？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会不会断裂，以后分别形成美国、中国及数个地方强国各自主导的生产-贸易-金融体系？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六七年，逆全球化、中美脱钩虽然雷声滚滚，但是雨点小。美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贸易额仍旧在增长，今年突破7000亿美元已经成为定局；美国试图制造业回归，重塑供应链的结果也有限，制造业占GDP从11.3%下降到2022年的10.3%，制造业工人数量仅仅增加了约50万，在美国1.5亿劳动力中是微不足道的；全球贸易总额依然从34.7万亿美元增加到47.2万亿美元。因此，我们要客观分析逆全球化潮流的真正历史影响力。逆全球化的声音，更似过去全球化中失落者中的抗议，并且他们绑架了政治价值，让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掌握全球主流资源的商界、知识界精英，多数还是在支持全球化的，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比阻力要大，只不过这种动力现在沉潜于喧嚣的表象后面。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本质上符合人类共同得的利益，人类所获得的福祉，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超过过去三十年，这种发展的加速，第一动力就是全球化。如果重塑全球供应链，全球的经济运行成本会极大提高，有人估算仅工业品价格至少增加30%以上。任何反对全球化的人，可以列举出全球化多少害处，但是迄今为止，他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比全球化更不坏、并且可行的替代方案。所以，我们仍旧应该对全球化有信心，参与全球化会有很多风险，但是不参与会有更多的风险，正所谓“不出海、便出局”，对企业如是，对国家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