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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之后，刘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青铜器装饰艺术的论文，就是在断代基础上进行的美术史、美术考古研究，是自己初心的回归。而在此之前的六七十年代，刘先生对山东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陶器工艺与装饰艺术的研究，既是以对常年考古调查发现陶器标本所做观察为基础，又何尝不是初心的体现呢？刘先生1959年发表的《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一文（《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就是一篇集考古、美术史和制陶手工业三方面知识于一体的大作。这篇文章的素材大多来自他亲身考古调查获得的陶片标本，其中有关制陶技术部分，大多基于他对山东农村制陶作坊所作考察的分析，而关于艺术部分，则有赖于他的美术功底。刘先生指出，龙山文化陶器的装饰工作往往是同陶器本身的塑造与烧制结合；龙山陶器的器形比例匀称和谐，质地轻巧，与轮制技术的精湛有着密切的关系；龙山陶器都是单色的，爱好单纯的颜色是其特点；至于在陶器上运用划纹、压纹、印纹、镂孔、附加堆纹与塑造动物形象等具体的装饰方法也都是在不破坏上述特点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龙山陶器的装饰方法是非常经济而纹样母题又是非常简单的。此前有关龙山文化陶器纹饰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如此细致的观察、认识则不多见。该文最大的贡献，是指出了龙山陶器纹样也有相当复杂的，这就是日照两城镇遗址“一再发现有类似铜器的花纹”，这种纹样是曲线与直线的结合，刻画比较细弱、潦草、稚拙，很像从什么东西上临摹下来的，并推测“是不是这时已经有了铜器，陶器仿自铜器，还是两者都是从某种工艺品上仿效而来（例如织物或刻骨之类的图案）”。待到20世纪70年代刘先生从两城镇征集到那件著名的带有兽面纹的玉器之后，才得识此类纹样母题的真面目，也证明刘先生当年的推测确有道理。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一文，则显示出刘先生对史前陶器装饰持续的关注。从文章题目中不难猜测该文的研究内容，大汶口文化流行的镂空陶器直接模仿自竹编艺术，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但在陶器上采用这种违反陶土性能的“超前”做法，一定是有着技术前提和艺术设计基础，刘先生认为：“装饰艺术与器形结合起来考察，与其称之为图案移植，还不如说是陶器对编织物的直接模仿。”若这样的讨论仅限于史前资料，该观点的立论基础显然具有很大的推测性质，而该文的精妙之处还在于结合商周青铜器和古文字资料，寻找到不同材质器物之间的关联性，又从先秦文献中寻得上古北方盛产竹子的若干记载，从而论证陶器模仿编织物观点的可信性，正可谓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刘先生这种贯通史前与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在分科日益专业化的当下愈益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