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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向债权人出具的不再以任何形式承担任何偿债或未来支出责任的函或文件，债权人对该文件是否同意的答复、债务转移手续。

2004年2月，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第一次来到东莞。当时，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工厂，差不多已经开了20多年。她去了东莞的第一家外资工厂。一家叫太平的手袋厂，来自香港。除了太平，还有很多奢侈品皮具代工也在东莞。慧达手袋、励勤皮具、卫仕皮具，做的包袋品牌，都是：Gucci、Prada、Dior、Burberry……这类工厂做的事，大多相似。他们把香港运来的材料做成成品包袋，再运回去。最后，这些包袋会挂进品牌商店的橱窗，出现在世界各地。这样简单粗暴的加工，让太平在第一年就赚了到一百万港币，并开启了中国消费品批量生产的启蒙期。太平的方式很快被复制。东莞32个镇，每个镇子都抢占了一门制造领域。大朗做毛衣，厚街做鞋子，长安做电子，寮步开三星工厂，南城就做：诺基亚基地。一家叫裕元的制鞋厂，老板夫妇俩来自台湾。这是东莞最大的加工厂，几乎包揽了全世界三分之一份额的运动鞋。都把生产环节放在这里的品牌，包括：耐克、阿迪、锐步、彪马和亚瑟士……张彤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写进了专栏里。歪果仁这才意识到，东莞裕元这些中国工厂，能够挤进国际分工，成为生产链的关键在于——他们拥有一套垂直整合的模式。裕元做一双鞋子，从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断、缝纫、组装成品，全都在东莞这几家分厂里搞定。一开始，裕元做一只鞋子还需要至少25天。他们只用了四年时间，就让这个过程变成了十个小时。在中国工厂亮相之前，深入歪果仁消费观的，是泾渭分明的原产地。时装和皮鞋，得是意大利制造的；法国和美国的产业优势，是包袋；手表必须是瑞士产的；土耳其做牛仔裤最先进。在那时，几乎没有中国工厂意识到品牌和品质的重要性。很多工厂和政府的KPI，都是实打实的数字。小工厂会为了节省成本，干脆把厂房搭建在铁皮棚子里。政府也无心孵化和引导产业，甚至都没办法认识所有工厂。在东莞，就算是一天查一家工厂：也要花上50年。裕元鞋厂这样的大型工厂，即使凭规模赢得了效率的优势，但仍然甩不掉代工的底色。企业管理落后，甚至还会动用玄学。台湾来的老板娘，每个工资日除了拎着皮包发现金，最重要的事是绕着工厂拜佛求福。2006年后，人工、关税、汇率各种因素叠加下，裕元这样低成本加工厂就撑不下去了。但东莞模式，像野草一般，在全国各地疯长。那些从世界各地转移而来的产业，在适宜的禀赋地带围拢、聚集。中国的产业带，就这么出现了。金华的小商品，顺德的家电，杭州广州的女装，宁波泉州的男装，南通的床上四件套，河北安定的纸巾。河南许昌，生产全国50%的假发；浙江江山，生产全国65%的羽毛球；江苏丹阳，生产了全国75%的眼镜；河南虞城县，生产了全国85%的钢卷尺。1982年，制造针头线脑、衣服玩具，才刚成为写进文件的经济任务。二三十年后，中国大多数乡镇城市的命运，已经和某种消费品牢牢地绑定在一起。12011年6月，重奢品牌PRADA准备在香港上市了。直到看到白纸黑字的招股书，人们才知道，这些动辄上万元的昂贵包袋，大多是时代皮具工厂里的产品：MADE IN 东莞厚街。当时，除了东莞，在深圳和中山，还有一大批为PRADA生产手袋和鞋子的代工厂。为了管理庞大的广东代工厂体系，PRADA甚至开了一家全资公司：普拉达贸易。上市后，PRADA立下军令状，要撕掉质量差的标签。在他们心目中，代工厂就是质量差的代名词。但高管们看到报表才发现，每年因质量返修的手袋：意大利产的比例，远高于中国产。在广东工厂，人力成本更低，产品检验都是100%必查。在意大利就不一样了，因为工人少，只能抽查。同一年年底，时代皮具也上市了。但代工奢侈品，在资本市场不是个好故事。老板干脆花了60万欧元，买了一个历经35年的意大利牌子。时代皮具面对的，是无数中国工厂共有的难题。比如，浙江杭州的盛宏服装，专门为Armani品牌生产外套和衬衣；杰尼亚等品牌男装的背后，是温州企业夏梦。但它们想要摆脱代工厂的包袱，从幕后走到台前，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品牌。最近几年，人们为这群工厂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名字：白牌。区别于大牌，白牌撑起了中国制造业最纯粹的中坚力量。讲究设计和品牌的日本，商人堤清二在80年代就意识到白牌的潜力。于是有了无印良品。无印良品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牌子的优质商品。在全球经济低迷的阶段，无印良品喊着我是白牌我骄傲。它们率先成了世界的白牌，成为祛魅大牌的排头兵。2015年，无印良品在中国卖了近30亿。当年，咨询机构麦肯锡做了一个调查。在中国，各类供应商的数量超过日本的五倍，制造业的工人，超过了1.5亿。但在以牌子论价值的年代里，白牌工厂一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它们被有意地忽略了。等到人们注意到白牌，已经是2018年了。那时候，电商走在火热朝天的半道上，杀出了一个拼多多。同时，人们也开始回过神来，白牌的宇宙尽头，其实就在中国工厂里。给无印良品代工的，是做毛巾的南通大东、河北华恩，做收纳盒的台州利客来，做分装瓶的浙江骏丰。2018年底，作为平台的拼多多，开始了一项新品牌计划。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尝试合作了做生鲜农产品的白牌商家。成功之后，才谨慎地把经验复制到工业制品上：万物皆可拼多多。从拼多多开始，一个全新的消费时代出现了。贴牌、代工不再是行业讳忌。在新能源车领域，李想就撕过豪华车的底裤。他说，选装的高端汽车音响品牌，不研发软件、不生产硬件，设计喇叭，甚至连调音都懒得做：只是授权贴牌而已。从收纳盒到汽车音响，没人能逃得过真香定律。不是大牌用不起，而是拼多多更有性价比。22007年后，在成本边缘试探的港资加工厂，率先倒下。一鲸落万物生，当地很快长出了专业分工的小厂子。精明的工厂主们发现，只做一个生产步骤，规模不用很大，小厂反而是效率是最高的。但前提是，这些小厂必须都围聚在同一个地方，才能保证生产高效运行。类似的策略，曾经让服装巨头ZARA拥有了快准狠的核心竞争力。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的生产基地，ZARA总部周边连接了20多个染色裁剪中心，还有400多家小工厂和家庭作坊。为了达到一体化供应链的目的，他们甚至打起了地道战：挖空地下的方圆200英里。在地下，他们架设了传送带网络。一旦有新订单，面料、辅料、装饰品就会通过地下网络送达终端制作成品。同样是服装产业带，广州得到的，远远不止是生产管理的优势。像广州、杭州、义乌这些城市，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产粮区。这是一个在物流体系里的概念。意思是快递发货量最多的城市，相当于物流界的北大仓——几乎养活了整个快递行业。很长一段时间，义乌凭着盛产小商品的产业优势，成了物流的绝对洼地。用规模打下快递单价，低价继续吸引更多电商，把发货仓建在这里。有了物流成本的绝对优势，这批南方商家把精力都投入了爆品打造。他们钻研千禧一代，用6G网速冲浪，只为了第一时间抢占爆款。但在数百公里外的河北，闷声不响，把快递费打到了2块出头。几乎离杭州只剩下一两毛的差距。人们这才发现，光是河北高碑店的白沟镇，一年快递量就超过了2.5亿。在这之前，河北这样的地方，是绝对的非产粮区。两座禀赋差距甚远的城市，就这么上演了一场龟兔赛跑的故事。大多数河北小商家，人生的电商初体验，大都在拼多多。他们手握低价优势，在拼多多学到了独有的生存智慧。拼多多起量快，带来规模效应，也促成了非产粮区的逆袭。32019年10月，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开始，是美国记者暗访发现，亚马逊上有卖黑名单工厂的产品。事情爆发后，人们要求亚马逊：公开自己的供应链。亚马逊当时做自有品牌已经整整十年。他们做电池、湿巾、美妆服饰，拿下了上百种品类的市场份额。但那时供应链仍然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情。亚马逊婉拒了人们的要求。美国人民愤怒的情绪被点燃了。在重压之下，亚马逊赶在当年圣诞节前一周，公开了自有品牌的制造工厂名单。上面不仅有企业名称，也有具体的地址、国家和地区。当时，亚马逊也已经是一家历经25年、市占率超43%的老牌电商企业了。即使美国有着成熟悠久的电商市场，对供应链透明化的监管，还几乎为零。黑工厂事件后，一家独大的亚马逊，决定投入数十亿刀，来监管自家网站上的产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2022年，亚马逊知难而退，开始大幅削减自有品牌的商品规模。这么做，还是为了减轻监管的压力。到现在，亚马逊干脆就锚定了仓配体系。这是亚马逊一家独大的竞争壁垒，做了已经有20多年了。2000年那会儿，亚马逊决心开始挖自配物流这条护城河。那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没办法拓展业务，只能慢下来做些需要耐心的事。五年后，亚马逊终于憋出了大招，付费Prime会员，支持两天内送货上门。那会儿，淘宝网才刚成立一年，京东商城也刚露面。成立三年后，京东做出了亚马逊五年磨一剑的事情。而通达系五家快递公司，也在一片草莽之中，共同建起了一套物流基础设施。2019年，一心挖河的亚马逊，硬是把自己做成了美国第四大快递公司。几乎同时，初出茅庐的拼多多，在阿里、京东当中不仅挤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还光速进入了GMV万亿俱乐部。要知道，万亿GMV这道分水岭，阿里和京东分别用了10年和13年，而拼多多只用了：不到5年。与亚马逊完全相反的是，拼多多们用上的，都是完全开放的物流体系。也是在快递公司的竞争中，物流拿出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配送服务。站在物流的同一起跑线，拼多多、抖音、快手这样的新晋平台，有了差异竞争的机会。不仅仅是物流基建，电商生态的方方面面，监管、支付，乃至包括前段时间讨论很多的仅退款规则，都是大家伙儿共同摸索出来的。仅退款的初衷，是当初为了给白牌商家剔除山寨假货。也正因为击中了消费者的痛点，淘宝、京东也很快跟进，最终，仅退款演变成为电商标配。拼多多刚上市时，创始人说，拼多多其实是：时代的产物。4拼多多炙手可热的那一年，人们开始广泛用上了一个接头暗号：平替。在制造大省广东，务实精明的当地人最喜欢用平、靓、正，形容那些称心如意的消费品。可以说，生产力和消费力，在张彤禾造访的25年后，终于找到了双向奔赴的默契。相似的趋势，日本学者三浦展在十年前就总结出来了。人们开始剔除品牌溢价，反向追捧便宜的好东西。一种全新的消费观开始了：实用主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观。放在90后和00后身上，平替消费观已经深入人心。瑞幸是星巴克的平替，完美日记是欧莱雅的平替，就连国庆假期的旅行，也在用小县城平替五A景点。即使是靠着性价比崛起的优衣库，也失去了绝对的竞争力，沦为被平替取代的对象之一。羽绒服昂贵，年轻人就冲向军大衣。保暖效果也能媲美波司登。26岁的店主孙晗，就专门在拼多多上卖军大衣。孙晗老家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那里有一大批专门生产军大衣的工厂，是名副其实的棉衣产业带。一件1.2米长，加厚加长的军棉大衣，靠着源头工厂自产自销，孙晗卖的价格不到100块钱。去年冬天寒潮来袭，孙晗的店一度被挤爆了，军大衣断货又断码。而石家庄的工厂们，清一色地在加班加点：缝纫机踩到冒烟。最终，这些军大衣都被送到了大学宿舍的地址。同样的剧本，也在国产冲锋衣、国产瑜伽裤等品类上，一遍遍上演。拼多多上的白牌商家，开始扬眉吐气。2001年，电影大腕用的精辟台词还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23年后，这句话，已经像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