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浪漫的地方_财经热点_陆法国最浪漫的地方挺：政策如何提振消费

陆法国最浪漫的地方挺：政策如何提振消费_ZAKER新闻

在过去半个世纪，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有上百次，而“老朋友”这个称呼，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用。

" 在 2025 年的促消费政策制定方面，中央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方案。但有些术语需要解读，有些方案有待细化，具体的支出规模也有待确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近日撰文，就政策如何提振消费分享观点。陆挺认为，居民财富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出清房地产市场让楼市止跌回稳是提升居民财富和提振消费的关键。此外，GDP 增长和居民收入上升是消费的源泉，加大财政刺激和市场出清力度，遏制 " 趋利性执法 " 和 " 远洋捕捞 "，改革财税体系和加大开放力度是促使经济回稳和提振消费的前提。陆挺强调，要对 " 全民发钱 " 持谨慎态度，" 发钱 " 应该针对特定弱势人群。充分利用中央加大财政刺激的契机，制度性提高以农民为主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医保补助，并引入生育补助，也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 CF40 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政策如何提振消费文 | 陆挺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乏力，不尽如人意。2024 年 9 月 24 日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开始全方位转向。12 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 "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和 " 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这是十几年来最具紧迫感的政策措辞。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25 年九项重点任务时，明确将提振消费和提高投资效益放在第一位。会议公告提出要 " 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可以说在 2025 年的促消费政策制定方面，中央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方案。但有些术语需要解读，有些方案有待细化，具体的支出规模也有待确定。本文介绍关于消费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逻辑，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对中央的一些政策加以解读，同时也给出自己的一些政策建议。在我们看来，中央将 " 大力提振消费和提高投资效益 " 作为首项任务，并明确会提高对弱势人群的养老金发放和医保财政补助，表明中央已经着手处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关键症结。我们认为，" 以旧换新 " 的效果在 2025 年会显著减弱。居民财富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下决心通过出清房地产市场让楼市止跌回稳，是提升居民财富和提振消费的关键。GDP 增长和居民收入上升是消费的源泉，加大财政刺激和市场出清力度，遏制 " 趋利性执法 " 和 " 远洋捕捞 "，改革财税体系和加大开放力度是促使经济回稳和提振消费的前提。最后，充分利用中央加大财政刺激的契机，制度性提高以农民为主的城乡居民养老金，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医保补助，适度缩小贫富差距，引入生育补助，也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关于消费与宏观经济的 ABC一般语境中的消费是指 " 居民消费 "。从国民经济统计的角度来看，一国的总产出可以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又可分为居民和政府消费。提振居民消费可通过两个渠道，一是把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个蛋糕做大，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比例。从微观视角来看，居民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家庭当期和未来的收入与财富。回到宏观视角，居民消费是个人消费的总和，因此消费也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相关。中产阶级比例过小、收入财富差距过高不利于消费；但若一国的政策过于强调收入财富的结果均等，则有可能导致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不利于把蛋糕做大，最后也不利于消费增长。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占 GDP 的比例较低。2023 年中美两国的政府消费占 GDP 的比例相近，都在 17% 左右；但居民消费方面差异很大，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例为 39%，同期美国的比例是 68.0%，足足差 29 个百分点。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有三个因素：最主要因素是中国投资比例较高，这和中国资本存量较低，以及政府、企业和家庭都积极投资有关。其次是统计因素，一方面是中国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服务业的相对价格较低，而服务业主要面向消费，因此压低了中国的居民消费比例；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住房自住率高，隐性租金被严重低估。最近国家统计局通过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隐性租金统计方法将中国的 GDP 调高了 2.7 个百分点，调整之后，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应该会接近 42% 左右。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并以此累积了较高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通过比较粗略的估算，以上三个因素分别贡献了 29 个百分点中的 15、11 和 3 个百分点。从当期来看，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也确曾有过通过执行 " 剪刀差 "、刻意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抑制农村消费、扩大城市工业投资的发展战略。但从较长的时间维度来看，这三类需求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绝大部分情况下，将消费与投资对立是一个流行的误解。投资的目的在于扩大资本存量，希望将来有回报，创造更多的 GDP，与此同时也提高消费。但若投资没有回报，甚至成为今后经济的拖累，比如通过占用良田来投资无用的基础设施，则可能会降低未来的 GDP 和消费。增加净出口可能会压缩消费，但如果通过贸易盈余来累积外汇储备和其他海外财富，这些海外资产除了能够稳定本国宏观经济之外，还能带来较高的未来收益，这样也能提升未来 GDP 和消费。反过来，如果这些海外投资回报过低乃至亏损，则不利于本国居民的未来消费。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某些刺激政策来提升消费需求，不过在绝大部分情形下，消费并不能够持续驱动经济增长。扣除人口变动因素之后，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从事有回报的投资，并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消费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源泉。消费占 GDP 比例较高的经济体可被分成两类。一是发达国家，资本存量已经很高，投资回报较低，加上作为消费主体的服务业价格较高，因此消费占比高。还有一类是贫困国家，因为产权保护不善或战乱等种种原因，这类国家的投资回报率低，处于贫困线上，人均产出低，储蓄率低，消费占 GDP 比例也因此较高。可以说，只有在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才能出现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情况。但消费和投资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这是因为居民相当一部分的消费支出与营养、健康和教育有关，这些消费可以看成是某种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会对居民未来的收入产生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中教育方面的支出比重较高，尤其是在教培没有被严格限制之前。不过这方面的影响有较长的时滞，而且诸如吸烟酗酒等消费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作用，也不是所有教培的支出都会对未来居民收入产生正面的效应。" 以旧换新 " 的拉动效应会减弱无法持续提振消费2024 年 8 月初，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 15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已全部下达到地方。商务部等七部门 8 月 16 日发布通知，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准由原来的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 1 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补 7000 元，分别提高至 2 万元和 1.5 万元。此后，汽车、家电和家居家装等消费品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商品零售的同比增速由 8 月的 1.9% 上升到 10 月的 5.0%。乘用车销售增幅尤其明显，8 月还是同比下降 1%，之后增幅跃至 10 月的 16.0% 和 11 月 18.0%。为执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2025 年政府势必会加码对 " 以旧换新 " 的资金支持。但从以往经验来看，因为耐用品本身的特征，靠以旧换新带来的耐用品销售增长一般不可持续，在第一波刺激之后，后续刺激的效应会快速减弱。以旧换新也抬高了比较基数，使得 2025 年的消费更难增长。对于理性的消费品生产企业经营者而言，以旧换新带来的脉冲式需求是临时的，不代表趋势性的未来，因此未必会增加投资和提高员工工资。从全社会福利分配来讲，耐用品的以旧换新政策对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最为有利，但对处于社会底层群体的帮助较为有限。稳楼市是稳消费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居民当下和未来的财富与收入。中国居民财富的构成中，房产是绝对的大头。根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在 2019 年的调查，房产占居民财富的 59.1%，而包括股票在内的所有金融资产占比只有 20.4%，股票占比只有 6.4%，基金占比 3.5%，股票和基金加起来也只有房产的一个零头。其他类似的家庭调查都显示房产约占中国居民财富的 60% 至 70%。从 2021 年到现在，中国房价平均下跌了约 30%，对居民财富造成了严重冲击。中小城市的下跌幅度普遍高于大城市，目前除了十余个超大特大城市的房价有企稳复苏的迹象之外，绝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还在调整之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居民财富不仅受房价下跌的冲击，大量家庭也因逾期交房以及新房质量问题而面临资产价值受损的困境。大部分城市房产的实际流动性严重下降，也使得变现这部分财富更加困难。房地产业下行对消费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财富萎缩方面。2023 年初，境内外对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充满期待，但最后复苏不达预期，最主要原因是，从 2021 年开始的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没有在疫后终结，而是持续至今，中国新房销售金额在 2023 年下降了 8.2%，在 2024 年前 11 个月同比下降 19.2%。房地产业在高峰期贡献中国 GDP 的 25%、财政收入的 38%，涉及多类上游的原材料行业和下游的消费品行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房地产业持续下行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了巨额的复杂债务链条，形成了大量的呆账坏账，降低了一连串行业的有效信贷需求和供给，抑制政府的财政支出，冲击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多个行业的就业，直接和间接地冲击了居民消费。房地产业之所以面临这样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长期趋势使然，过去几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人口下跌，城市化减速。二是周期因素，2015-2018 年间的货币化棚改过程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发展，前置了很多低线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错配，部分低线城市的房价在 2017-2018 年后持续下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和购房信心受到影响。三是在过去三年中，因为 " 五道红线 " 等在融资方面的严厉压制，大部分民营房企处于实际违约之中，很多地方的 " 保交房 " 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民营房企甚至某些国有房企的信誉严重受损，多数房企处于业务收缩状态。12 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 "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并 " 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在我们看来，若要让中国经济真正企稳复苏，不仅要加大刺激力度，关键还是要直面症结，让深陷困境的房地产业真正出清。过去四年，在房地产业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出现类似美国 2008 年那样的金融风暴，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国有企业为主，能够在较大程度和较长时间内吸纳房地产业萎缩对整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二是买房人承受了大量冲击，这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以新房销售为主，2022 年新房销售的 90% 是预售，以及预售采用 100% 现金付款的方式。房地产业深度调整之前，预售资金占房企融资的一半以上，占房企负债的三分之一。可以说，中国千千万万的买房家庭实际上构成了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体系中间的缓冲垫。但是，凡事都有两面，这个体系能够避免或延缓金融风暴，却不能及时出清市场，导致大量债务积压，其中逾期交房就是债务积压的最重要一环。因此作为出清的关键一环，" 保交楼 " 是托底房地产业的基础，是一个实际的抓手。期房销售就是远期市场，交割是这个市场正常运行的核心。妥善解决保交楼问题是重建市场信心的关键，是稳定和扩大内需的前提。鉴于地方政府严峻的财政情况，商业银行在推进白名单制度上可能面临较大难度，开发商目前也难以自行筹集资金保交楼，因此需要中央政府直接提供 " 保交楼 " 专项资金，设立专门机构来推动相关工作。根据我们 2023 年的保守估算，保交楼的资金缺口在 3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中央政府这方面的额外支出，从保护买房人作为债权人的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速市场出清，提振居民消费和稳定经济增长等角度来看，都是当前最优的经济政策选择之一。稳经济是稳消费的前提通过财政改革来稳信心是当务之急当下和未来的收入是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稳经济是稳消费的前提。除了加码财政、货币宽松刺激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出清之外，当前稳经济的关键是稳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需坚决遏制 " 趋利性执法 " 和 " 远洋捕捞 "，推动必要的财政改革，赋予地方更高的财政自主权；呵护民营企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面临特朗普 2.0 之下或将更为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需加大开放力度，提高开放质量，稳定企业家的经营信心和稳定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房地产业深度调整的第四年，也就是 2024 年，中国经济遭受了新的冲击因素。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分税制改革和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之后，因为土地相关税费和卖地收入全部交由地方政府支配，这部分资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主体，高峰时达到了其总收入的 40%。在房地产业蒸蒸日上时，这种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改善当地营商环境，让地方政府面临一定的硬预算约束，加速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厥功至伟。2021 年地方卖地收入见顶，达到 8.7 万亿元，但之后急剧下降，到 2024 年估计只有 4.4 万亿元，若去掉地方政府卖给自己融资平台的部分，实际卖地收入可能已跌至 1.5 万亿元以下。2024 年土地财政预算与实际收入相差约 2 万亿元，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其基本的运转，不得不加大征税和罚没的力度。2024 年前 10 个月的国家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4.5%，但包括罚没收入在内的非税收入却上升了 15.3%，10 月份甚至同比暴涨 39.6%。这导致一些地方出现 " 趋利性执法 " 甚至 " 远洋捕捞 " 的现象，严重破坏营商环境，进而影响民间投资。此次房地产行业下行并非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而是高速发展二十多年之后必然出现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下行周期，仅靠宽松刺激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花大力气出清市场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尽管未来几年房地产行业可能止跌回稳，但恢复到过去高峰时期的状态已经没有可能。短期内我们确实需要通过大幅度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保障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但从长远来看，需对中国的财政体系，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改革。例如，通过消费税改革等方式，鼓励地方减少不必要的产能投资并促进消费；合理分配转移支付，使其更加透明，以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推进社会改革，遏制 " 趋利性执法 "；科学地在地方间分配债务额度并制定总债务额度等。总之，在土地财政式微之后，若要确保中国经济维持较为稳定的增速，就必须重新硬化地方预算约束，提高效率，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制定的 2025 年九大任务的第一句就是 "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 "，可见中央把提升投资效益放到了极高的位置。最后，加强法治建设，促进地方之间良性竞争，中央应该坚决制止 " 远洋捕捞 "，恢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2025 年新的挑战来自于外部。相对于 2018 年第一轮中美贸易冲突，境内外投资者对国内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的信心有所减弱。这种背景之下，人民币贬值或许不是应对特朗普额外关税的最佳策略。保持人民币针对一篮子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不让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出现过大波动，适度适时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来稳定内需或是更为健全的方案。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与出口管制，中国的最佳策略或许是推进更高水平的更大力度对外开放，对内则以市场化改革和推动法治建设来稳定民间信心和总需求。从改进养老和医疗等社保领域入手来提振消费收入和财富如何在居民中间分配也会对消费产生很大影响。邓小平在 1985 年提出要 "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 "，就是要打破之前的 " 大锅饭 " 模式，通过改革激励机制来提升效率，把蛋糕做大。但邓公这个 " 先 " 字在这句话中有深刻含义，即要让先富人群带动其他人一起致富，让社会各阶层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总需求才能上升，经济增长才能持续，社会才能和谐稳定。针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一些经济学家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只要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就能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让经济满血复活。笔者在 2024 年 8 月初《慎谈发钱》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类观点。我们认为，发钱好不好，有特定的前提，不能一概而论。在没有剧烈外部冲击的背景下，要对 " 全民发钱 " 持极为谨慎的态度。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过去，其不应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选项。" 发钱 " 应该针对特定弱势人群。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可借执行 " 更加积极财政政策 " 的机会，为弱势人群增加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扭转贫富不均局面。这种政策能兼顾拉动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中 " 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 的表述实质上就是宣告 2025 年政策将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首先是增加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中国养老体系覆盖的群体可被分为三层：以 2022 年数据来看，处于顶端的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离退休人数为 2113 万，月人均退休金为 6100 元；处于中间的是企业职工，退休人数为 11531 万，月人均退休金为 3149 元；处于金字塔底的是城乡居民，绝大部分是农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是 16464 万，超过前两类的总和，月人均养老金仅为 205 元。2024 年给这部分人群增加了每月 20 元养老金。农村老人当然还有些来自土地的收入，但微乎其微。有必要做出一点解释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中的 " 退休人员 " 指的是前面两类，" 城乡居民 " 是占总养老金领取人数 55% 的以农民为主的底层群众。公告对 "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 用了 " 适度提高 "，而对 "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 用了 " 提高 "，表明从增加的比例来讲，2025 年后者会明显高于前者，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二者差距。除了公平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给这些老人增加养老金能够有效提振消费。第一，他们数量庞大，占中国领取养老金人数的 55%。第二，现有的基础养老金水平较低，即使翻倍，国家每年也仅增加 4500 亿元的财政支出。第三，因为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基数低，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较高，比如说，若政府将他们的养老金上调 40%，也就是每月增加 90 元，这 90 元被用于当期支出的比例可能会远远高于将 90 元加给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情形。第四，这些老人是中国将近 3 亿农民工的父母，增加这些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有效降低农民工的赡养负担，从而提高农民工的消费率。第五，这些老人是农民工的未来，提高农村老人的基础养老金也就是提高农民工的预期收入，因而能降低他们的储蓄率和提振他们的消费。提高 "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 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超过一半人口的消费，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社会公平。根据我们的计算，若给 " 城乡居民 " 每人每月增加 100 元养老金，每年中央财政多支出约 2000 亿元，约为中国年度 GDP 的 0.15%。其次是补贴弱势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中国医保体系分为职工和居民两块，2023 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 96293 万人，占 14 亿国民的 68%，绝大部分农民和未成年人都包括在其中。近年来居民医保缴费在各地稳步上升，农村老人的缴费压力上升尤为明显，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弃保现象。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年缴费额大致在 600 元左右，约为基本养老金的三倍，2025 年各地又上调 3% 左右。我们估算，如果中央政府免除 20 岁以下和 60 岁以上城乡居民的医保缴费，则每年约增加 3000 亿人民币的支出。除了改进养老和医疗体系之外，发放生育补贴也能同时提振消费和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2022 年中国总人口减少 85 万人，为 60 年来首次下跌，2023 年减少幅度扩大到 208 万。中国新生婴儿数量从 2018 年开始快速下降，2023 年出生人口降至 902 万，与 2003-2017 年 1636 万的年均值相比，下降 45%，2018 年以来年均下降 9.4%。当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已经跌至 1.0，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 2.1。人口总量下行和年轻人口比例的下跌是抑制内需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供给侧角度来讲，也会降低中国社会的整体活力，抑制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如何补贴生育，一胎二胎三胎是否应有区别，是否应补贴已经出生的婴儿和未成年人，学界业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争议较多，政策设计也必定会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就是在总体财力有限的情况之下，与其无差别地给全民发钱，不如有针对性地补贴生育。我们认为，在未来若干年，可考虑每年额外数千亿元的生育现金补贴。